他不善言辞，不像马云、俞敏洪那样能说会道，被青年奉为榜样;
他甚至过分“俗气”，捐200块钱还非要拉被捐者一起照相，并让这些照片见诸于报端……
这几年，他已成为中国企业界最具话题式的人物——因慈善而蹿红，也因慈善而饱受非议。围绕他而展开的话题持久不息，赞扬与责骂、鼓励与批评，始终伴其左右。
他就是陈光标，以拷问中国企业家良心和责任标杆的形象呈现在世人面前。不久前，《中国经营报》以《首善陈光标虚实之谜：高调慈善的利益》为题，质疑陈光标承诺所捐的项目，并披露陈主营的江苏黄埔项目也陷入困境。文章称，陈光标“首善”之名背后存在诸多疑点，有借慈善名义发展自己企业的嫌疑。陈光标曾经捐助的一些项目乃“借公益之名行投资之实”，并称陈光标在今年年初公布的“捐款成绩单”也是漏洞百出，甚至出现伪造受捐单位现象。
虽说中国自古就有“扶贫济困”、“乐善好施”的慈善美德，但现代慈善理念和制度还处在启蒙、孕育阶段，将慈善常规化、可持续性发展依然任重而道远，许多人在大灾大难的危机时刻才显伸手，甚至不少企业将慈善与公关、品牌建设、企业家名誉捆绑为一体，视野难免狭隘而偏颇。处在如此慈善环境中的陈光标，其每一次慈善行为都难免会掀起巨大波澜，引起学界、企业家和民间广泛讨论。
从行善的动机、方式到结果，陈光标的一举一动都经受社会各界比手拿放大镜还精细的窥探，于中国慈善理念的传播和慈善体系的建立而言，无论他遭受褒贬毁誉，都是一件好事。
“暴力慈善”
在手举百元大钞、笑逐颜开的灾民拥簇下，陈光标意气风发的与众人合影。
这是 2011年3月16日陈光标在云南盈江地震灾区行善时的景象，随着这张照片在网上风传，指责与痛斥汹涌而至：做秀、影帝、暴力慈善……将这位“中国首善”再次卷进舆论漩涡。
这已经不是陈光标第一次因照片而遭受批评——2010年1月22日，陈光标在中国工商银行江苏分行会议厅将每10万元捆为一块“钱砖”摆列成墙，并在墙后留影，遭到网友质疑;2011年1月26日，陈光标率领50余位大陆企业家赴台湾做慈善，计划捐出5亿元新台币，并坚持以现金方式当面发放，却遭到部分县市拒绝;不久前，一张陈光标在日本地震灾区将一名妇人从危房中救出来的照片遭到网友炮轰，不少人严词质问：“你到底是去救援还是去摄影?”
不仅仅是网友，业内人士也对陈光标的高调慈善行为颇多诟病，南都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徐永光表示：“如果以丧失受赠人的尊严来获得自己的某种满足，这是一种慈善的暴力行为。” 中山大学教授朱建钢认为：“这样的一种慈善行为是对穷人不可抗拒的暴力，让穷人不得不接受这样一种伤害。”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韩俊魁说：“我们凸显了捐赠者的位置，那种居高临下的优势，不管从经济上还是道德上，所以我不太喜欢全民公益的说法，慈善应该是润物细无声的。”
在批评者看来，慈善行为本身无可厚非，但过于高调并由此损害被捐助者尊严却很难令人容忍，这种“施恩”的方式难免令受捐者存在低人一等的自卑感。人与人之间要互相帮助，更需要互相尊重。
而就在“暴力慈善”争论最为火热之时，有一种声音得到了不少人的赞同：“只要他行善，不管是高调还是低调，暴力还是温和，都应该叫好，而不应该苛责。”
“我的高调不是为了个人，也不是为了宣传个人。”陈光标本人解释说。
其实，从陈光标多年来的善举不难看出，无论是汶川地震还是后来的海地地震、智利地震、日本地震，凡是有为难之处，他总会最先出现，虽然他的善款不一定最多，但肯定是第一个做出反应的大陆企业家。行善不甘人后或许就是陈光标的个人风格。
而黄如论的行善风格，则与陈光标形成了鲜明对比。尽管从2005年设立“中华慈善奖”以来，黄如论已连续5年获此殊荣，近年来也始终占据各类慈善排行榜的前列，但他在捐助时却绝少让媒体报道。有一次，组织者在“如论讲堂”举行颁奖典礼，邀请黄如论参加，他得知举办地点后坚决不去，认为受自己捐赠并以自己命名的地方参加颁奖典礼，太过张扬了。他始终相信“做善事可得善报”的慈善观念，并以低调的行善风格受到世人尊敬。
不图虚名的行善者其实大有人在。在西方国家，每年匿名捐赠的善款高达10亿美元。在近期的日本大地震、海啸及“福岛核泄漏”事件中，台湾就有企业家匿名为日本“福岛50壮士”的家属捐款5000万台币。而此次大灾难中，日本本土的企业家进行捐助，当地的各种媒体更是很少报道。
高调或低调都代表慈善家的两种不同风格和态度，都是中国慈善环境目前所需要的，本无对错之分。但是高调行善若损害受捐者尊严，不顾弱者的形象以粗俗的方式充满炫耀色彩的四处张扬，那就很容易给人“暴发户”一夜暴富后给穷人发红包的印象，济困救难的本意就会大打折扣。
高调行善不等同于“暴力慈善”。在中国慈善事业刚刚起步的时刻，“暴力慈善”应该引起格外重视，它很容易将慈善理念带往另一个极端，甚至将社会价值观推向万劫不复的深渊。美国慈善之父卡内基曾说过：“富人布施式的慈善与其说是伪善，不如说是作恶。”
宽容慈善
“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这是中国历代读书人信奉的做人准则，与“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价值观紧密切合。可是，不少人在飞黄腾达报效天下时，却困难重重，甚至招致滚滚骂名。
2008年“5·12大地震”当天，万科宣布捐款220万元，这在全国企业界动辄千万、上亿元的捐款中并不算多，网友对于万科捐款数额过低提出质疑。3天之后，王石在博客中回应：“200万是个适当的数额……每次募捐，普通员工的捐款以10元为限。其意就是不要慈善成为负担。”
一石激起千层浪，王石被诟病为“王十块”，从15日到20日，万科股价大跌12%。6月5日，万科临时股东大会高票通过1亿元援建四川灾区的议案，持续20多天的“捐款门”危机暂告一段落。
2009年10月20日，陈发树在北京成立新华都慈善基金会，并将个人持有的价值83亿元的青岛啤酒和紫金矿业的股权捐赠给基金会，占个人财富的45%。但是，陈发树的慷慨壮举并未赢来掌声，媒体纷纷质疑此举有避税和通过基金会进行关联交易的嫌疑。
有记者甚至责问：“基金会注册资金只有1亿元，加上后来补充的6000万元，依然离83亿元相去甚远，是否存在诈捐行为?”事实上，以股权行善的企业家还有牛根生和曹德旺等人，有价证券并不等于现金，它只是一种承诺，目前国内没有条文规定，是否兑现完全依靠企业家自律。
2010年11月8日，王健林向金陵大报恩寺重建工程捐赠10亿元人民币，成为有史以来最大数额的单笔个人捐赠。欢喜之余，质疑不断：重建大报恩寺一直是南京市政府想做的事情，苦于资金短缺，王健林的捐助无异于雪中送炭，万达当时在南京的地产项目如火如荼，此举背后难免存在政府公关等商业目的。
无独有偶，2007年6月5日，农夫山泉曾“一分钱”公益活动，声称“每卖出一瓶农夫山泉就为水源地的贫困孩子捐出了一分钱”，舆论一片哗然，认为此举存在借公益进行商业炒作之嫌。2008年汶川地震后，王老吉也曾以“捐款一亿元”为热点大肆宣传，使此前名不见经传的凉茶品牌一夜爆红，网友却一脸鄙夷，认为企业拿慈善做广告不道德。
陈光标也同样遭遇过以上诸种责难。他口无遮拦的“裸捐”、“暴力慈善”言论没少为他带来麻烦。尽管没有王石那样伤痕累累，不过他现场发钱的做法，就避免了陈发树、曹德旺等人所忍受的煎熬，群众用雪亮的双眼时刻紧盯他们的“空头支票”何时兑现。
广告炒作也罢，政府公关也好，实际上慈善捐款与商业目的本身并不矛盾，凡是心怀感恩、乐善好施的企业家，都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其产品、服务质量必然令消费者满意，口碑也就悄然树立，自然财源滚滚。可是，目前社会各界显然对慈善不够包容，过于苛责。毕竟慈善家们都在身体力行，拿出真金白银来帮扶有困难的弱势群体，尽管他们可能存在高调炒作、商业投机的目的，但若没有违反法律，只是行善方式上的瑕疵，公众应该原谅。更何况我国目前的慈善事业处于起步阶段，任何微小的善举都如雨后甘霖、雪中送炭，应该受到尊重和鼓励，而不是围观之后的指责和谩骂。
因此，全国工商联鼓励企业家把慈善当成一种投资行为，一种商业行为。换而言之，只有将成熟的商业模式应用到慈善中，才能够促进慈善体制良性循环，实现可持续发展。
等到慈善事业足够繁荣，世人的道德水准和素质修养都达到一定境界，慈善行为就会变得更纯洁、更干净，没有任何商业诉求或名利欲望等附着物，“暴力慈善”将没有市场，商业炒作更会受到道德谴责甚至法律制裁。
中外差别
客观来说，无论是陈光标“暴力慈善”的批评，还是对陈发树的“诈捐”指责，抑或对王健林“政府公关”质疑的背后，恰恰是我国慈善事业目前所处艰难境况的真实写照。有没有一种方式能让企业家们不因高调而将私心放大?慈善机构不就是为此服务的第三方吗?
中国的慈善事业还处于尝试、摸索的初级阶段，公益基金的管理体制僵化、不透明导致企业家对捐款的去向存疑属于普遍现象，善款被挪用、暗箱操作等现象时有发生，企业家将捐款直接发放到受助人手中，既能减少中间环节，而且公正透明，落到实处。
例如，曹德旺曾在捐款时提出如下条件：半年内将2亿元善款发放到近10万农户手中，差错率不超过1%，管理费不超过3%，而业内标准是10%。即便如此苛刻，舆论却一片掌声，原因就在于公众对捐款渠道缺乏信任。陈光标的“暴力慈善”，事实上是对公益基金运营方式的变相质问与挑战，有益于加快慈善体制改革进程。
与陈光标等人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日本企业及企业家们在这次地震和海啸灾难中的表现。虽然有不少的日本企业家为灾害踊跃捐款，但在日本的各种媒体上却很少看到类似的捐赠新闻。
这涉及到的一个是观念问题、一个是救助体系完善与否的问题。日本的媒体和公众普遍有这样一个共识：捐赠是一种功德，但没必要过分宣扬，否则目的就不纯粹了;而对于日本企业家而言，本国救助体系的完善和透明，让他们可以放心大胆地把钱捐赠给相关慈善机构，而不用自己抛头露面地亲历亲为。
《公益时报》自2004年开始发布中国慈善排行榜，7年间中国民间慈善捐赠增速超过100%，尤其是在2008年之后，关注、参与慈善活动的人激增，企业家们的慈善热情空前高涨，他们希望将商业领域的成功理念注入到公益领域，让更多人得到帮助，官方对民间的慈善支持力度也持续增加。
但我国的慈善事业仍有很长的路要走，统计表明，中国拥有80%财富的富人阶层只贡献15%的慈善捐款。一般发达国家慈善捐款占GDP的3%—5%，美国高达9%，而中国还不到0.5%，2009年我国人均慈善捐款额与美国相差7300倍。差距摆在面前，西方的慈善模式值得借鉴。
2010年9月底巴菲特与盖茨在北京邀请50位中国富豪参加的“慈善晚宴”一度引发空前关注，巴菲特发现一些中国富豪担心隐私被泄露或家人安全受到威胁，尽管美国也有此类情况，但中国富豪主要是担忧被误解，害怕影响声誉。他认为美国的慈善模式不适合中国，美国文化和中国不一样，慈善方式也不同。
胡润百富榜创始人胡润，认为中国目前存在的突出问题是人们对慈善机构不信任，担心机构会克扣一部分的钱，毕竟大多数机构正常运作始于1994年，起步较晚，在人才、系统和品牌信任度上还有欠缺。他给出的国外经验是：除了构建一个比较完善的法律环境之外，企业捐赠时可以给慈善机构捐一笔钱，以保证它正常运作。另外，让民间慈善机构发挥更大的作用十分重要，他们往往用1块钱便能够完成政府需要花费3块钱完成的事情。
在互联网高速发展的今天，国内也涌现出一些新的慈善模式，比如总部设在浙江金华的慈善网站“施乐会”：卖家“****”自己的困难，买家通过捐赠行善“购买困难”帮助卖家，这看起来有些类似于C2C的电子商务模式。“施乐会”操作透明，所有善款的银行汇款截图公开，也不收取管理费用，善款可全额资助受捐者。这种方式在参与性、专业性、可信任方面都不失为新的尝试，不过网络信息良莠不齐、真假难辨，而受捐者、捐助者的信息高度透明，难保不被别有用心的人欺骗，一旦失信于人，“施乐会”将遭受重创。
毋庸置疑的是，中国人的财富观念和慈善理念正在悄然发生变化，这其中有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推动因素，也不可否认陈光标等慈善标杆人物奔走呼号、身体力行的标范意义。
客观来看，财富阶层更应该承担慈善责任，慈善行为一旦避开富豪群体将会十分危险，而且不可持续，在中国慈善的朝霞初升之际，陈光标因“暴力慈善”带来的暴风骤雨，及时而珍贵，他将让人们看到更多的慈善选择，不管是道德层面，还是模式、制度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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